延安宝塔山

宝塔山，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，建于唐代宗大历年间，是延安革命遗址的组成部分，也是延安市的标志性地标。

宝塔山，古称丰林山，《隋书·地理志》:“肤施县有丰林山”（即宝塔山）。宋时叫嘉岭山，清嘉庆本《延安府志·卷八》：“肤施县城东南一百八十步有嘉岭山，山顶古塔九级，唐建”。因山上有宝塔，故通常称之为宝塔山。宝塔山位于延安城东南方，距城仅1公里之遥。山顶海拔1135.5米，为周围群山之冠。宝塔山与延安城西的凤凰山、城东北的清凉山鼎足而立，山下延河与南川河合流东去；所谓“三山鼎峙，二水合流”，就是古今文人雅士笔下的延安城的特点。

岭山寺塔，又名延安宝塔，古称丰林山塔、嘉岭山塔，建于唐代宗大历年间（766年—779年），北宋仁宗庆历元年（1041年），重建舍利塔。金世宗大定九年（1169年），修葺古塔并作为岭山寺院标志塔。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年），岭山寺塔在原塔倒后重建。清代也曾多次修缮。塔高44米，塔基周长36.8米，为八角九层楼阁式砖塔。宝塔内辟有南北两座塔门，北门额书“俯视红尘”，南门额书“高超碧落”，北门内有阶梯，可登临塔顶。自1935年中共中央及其红军进驻延安，宝塔山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象征，此形象经常在文艺作品中出现，作家贺敬之曾在其作品《回延安》中有过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，双手搂定宝塔山”的语句。陈毅元帅曾有诗云：“延安有宝塔，巍巍高山上。高耸入云端，塔尖指方向。红日照白雪，万众齐仰望……”

延安宝塔的建造，虽起源于佛教，但是其地理位置的选择，恰到好处，它建在嘉岭山的子山上，其位不在山颠，却可在宝塔平台或登于塔顶九层，将延安全城一览无余、可谓欣赏延安风光的绝佳之点。宝塔山的山体特征，是南陡北缓，宝塔则巍然矗立于正中。从城中仰望宝塔山，是一幅美丽的图画。古今无数名人游览宝塔山后，都情不自禁地赋诗歌颂或丹青抒怀。明杨鼎瑞《嘉岭古塔》诗曰：“巍巍一柱壮延州，天险由来籍宗贤，夹岸长涛青草没，倚空孤剑白云连。钟声夜度三山月，岚气朝收万井烟。登眺年年人自乐，何须范老更忧先。”郭沫若在1965年也曾写下《题傅抱石画（延安画卷）八首》，其四曰：“岭头犹见塔巍峨，不拜菩萨拜荷戈。塔是人民之所造，留为纪念换山河。”1959年，延安大桥建成，延安大桥和宝塔山的组合构图，更是妙笔天成，成为延安的城徽和标志。

延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，西周时就是周人活动的重要地区，春秋时是白翟部落居住地。战国时代，前期属晋，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后归魏，再后归于秦，秦统一中国，分天下为36郡，木境属上郡高奴县。延安地处我国版图的中心位置，历代视为“咽喉”重镇，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北宋后期。延安正处宋、夏，（西夏，党项羌族建立的政权）冲突的前沿，成为我国北方军事重镇，所谓“五路襟喉”、“四战之地”。宋仁宗景佑五年（1038年），西夏李元昊称帝，背叛宋庭，发动了对宋朝大规模的民族战争，历时长达80多年。当时延州正是西夏进攻的主要方向，许多名臣良将如韩琦、范仲淹、司马光、沈括等先后来延镇守经营或巡视督察（原城南门上曾有匾额，上书“韩范治所”）。嘉岭山居高临下，易守难攻，为一城安危所系，成为守备延州的军事阵地和指挥中心，这些名臣良将在山上修城池，立鹿寨，挖堑壕，造楼台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人文遗存。

日本工农学校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41年5月15日在陕西延安宝塔山创办的一所改造日军俘虏的专门学校，共有16个窑洞和一栋不大的平房，与陕甘宁边区政府、马列学院、民族学院、新华社、解放日报社、抗日军政大学为邻，教育对象是日军俘虏和投诚的日军士兵，校长化名林哲，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野坂参三。

宝塔山摩崖石刻位于陕西省延安城内宝塔山(又名嘉岭山)下，现存9组宋代石刻。内容包括“嘉岭山”、“出将入相”、“先忧后乐”、“重岗叠翠”、“高山仰止”、“云生幽处”、“胸中自有数万甲兵”、“一韩一范，泰山北半”、“嘉岭胜境称第一”等。其中“嘉岭山”3个隶书大字，宽3.37、高3.68米，系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范仲淹于庆历四年(西元1044年)秋所题，字体遒劲有力，洒脱豪放，是这处摩崖石刻中的精品。

宋代名臣范仲淹戍延时手书 “嘉岭山”，每字高3.68米，宽3.37米，隶体阴刻。因长期遭受风雨剥蚀，明初年，字迹已模糊不清，当时又在原有字形的基础上，向深凿刻，才得以使其存留至今。

蒋介石题，指孙中山为全民导师，题刻时间为民国三十六年，即1947年，国民党占领延安时期。